中国人民是好客念旧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濒临东海的泉州，古代的名字叫做刺桐城。在遥远的公元七世纪，这里环城都种植着皮色青白，干上有刺的刺桐树。夏天，树冠缀满鹦鹉似的红花，远望仿佛是一树火，美极了。可惜，不知什么原因，这种高大的乔木今天在泉州已经罕见。不过，提起刺桐的名字，依然会从历史长河的记忆里，勾起对于刺桐古城的不尽情思。因为，前后几近一千年，刺桐城接待过无数的亚非朋友，曾是培育发展亚非人民源远流长友谊的名城。

    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向我们描述了他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福州到达泉州时的情景：……在五天的末尾，我们到了一个很大很繁华的刺桐城。这里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来到这里，载着极值钱的商品，许多贵重的宝石和许多又大又美丽的珍珠。……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亚历山大港或到信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据商业量额上说，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

    其实，马可·波罗所说，才只是一鳞半爪。当年闻名世界的刺桐港，不仅和印度，也和亚、非各国人民发展着日益频繁的海上贸易和友好往来。从泉州乘船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南下，经过今天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这大洋上漫长的友谊航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和北非的阿拉伯诸国。这种往来的开始年代，有文字记载的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中期的中国南北朝。到了十世纪以后的宋、元两代，全盛时期的刺桐港，帆樯林立，商贾如云，讲着多种语言的亚非朋友，带着恒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的宗教、文明和友谊来到刺桐城客居的竟有数万人之多。

    谁是这第一位客人呢?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无名氏。但从记载泉州历史篇幅浩繁的线装书中，我们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名叫枸那罗陀的僧人。在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588)，这位鼻峰高耸、眼睛深沉、身披袈裟、足着麻鞋、皮肤被南方的炎日晒成了古铜色的印度僧人，背着他那小小的笑囊来到泉州，在西郊的九日山，前后七年，把梵文的金刚经译成了汉文。到陈文帝天嘉六年(565)，才乘海海船离开泉州，发舶前往今日马来半岛的古棱迦修国。不光是来自印度的朋友，还有来自遥远的、隔着大洋的阿拉伯的朋友。明人何乔远在他编纂的引闽书》中写道：默德那有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杨州，三贤四贤传泉州。这两位被称为三贤、四贤的阿拉伯人，远离故国，跋涉重洋，在公元六二三年到达泉州，播下了伊斯兰教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他们竟没有重返故土，而在中国的土地上长眠了。时间消失了一千多年，泉州东北郊的灵山，还屹立着被称之为“圣墓”的他们的陵墓。陵墓有一条两旁种着龙舌兰的草径可通，全部是用花岗岩修造的，左右还有用花岗岩砌成的石廊。一千多年来虽然承受着南中国的风风雨雨，但经过历代中国人民的细心维护，一切依然完好如旧。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中国人民的使者三宝太监郑和，第五次前往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时，途经泉州，特地弃舟登岸，于五月十六日到“圣墓”行香，并在石廊左侧立下“行香”的碑记，表示了对他们的纪念。

    要寻找中国人民与亚、非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不妨再到泉州西郊的九日山去。这山不高，景色也不如古人所说的“幽秀如西湖，雄峻如庐山”之美，但那突兀的岩石，漫山的相思树，石头缝里淌出的清泉，也自有一番情趣。当年印度朋友枸那罗陀的译经之处已不可寻。不过，这山上的岩壁，却散放着浓郁的友谊花朵的温馨。别以为苔痕斑驳的石头不会说话，你看，自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以后，到宋理宗宝祜元年(1253)的一百多年间，错落刻在岩壁上的许多“祈风碑刻”，就在畅叙友情。这些石刻，是当年送别前来中国从事贸易的亚非朋友乘船回国，举行典礼为他们祈祝顺风的记录。那刻在东面岩壁上的一方仅有一百零一字的碑刻，就向我们描述了一次祈风盛会：宋理宗淳佑三年(1243)的初夏，泉州太守顾颐仲，为了替回国的亚非朋友送行，祝祷他在海上一帆风顺，按照朋友的习俗，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祈风典礼。礼成之后，又举行了“福禄宴会”，招待中外友人，并一同游览丁九日山的名胜。参加这次典礼的地方宫还有提舶寺丞(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别驾、左翼权军、舶惦、邑令尹等。记叙虽然简单，并且是官方的往来，但它却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见了亚非人民彼此之间的友好之情。

    泉州还有一处记录友谊的见证，就是耸立在市区涂门街的伊斯兰教清净寺。寺里的古体阿拉伯石刻，记叙着清净寺始建于回历四百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回历七百年，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耶路撒冷人阿哈玛特又出资重修。它的设计，仿自叙利亚大马士革伊靳兰教礼拜堂，全用泉州特产的青白两色花岗岩砌成。特别是那城堡似的高大门楼，饰有粗犷浮雕的美丽穹顶，雄浑、庄重。把阿拉伯人民巧妙的建筑构思和中国人民精湛的石雕技艺融为一体，和谐而又壮观。这古老而又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建筑，竟像是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共同建造的“友好大厦”，携手树立的友谊丰碑。

    中国人民怀着诚挚友好的感情，持续十个世纪，在泉州接待远方的友人。且看，远自七世纪的唐代，泉州便有专门负责接待远涉重洋而来的外国友人、举行典礼事务的官员“参军事”。宋、元、明三代，七八百年间，泉州都有“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有“来远驿”招待外宾。至于“市舶司”，它不仅管理对外贸易、船只进出口和征收关税，还负责保护外国船只、货物和海员的安全，甚至对那些患病的海员，还给予医疗，对在海上遇难船只的海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

    不妨让我们的思想生出翅膀，向那已经过去的遥远的宋元时代飞翔。于是，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座被美丽的刺桐树环绕着滨海古城。升着庞大风帆，悬着各色旗帜的巨舰，满载亚非各国人民劳动的果实，冲过印度、太子两洋的风暴，驶进港湾。由码头通往城内的第一条繁荣的街道名叫“聚宝”，沿街像小山一样堆积着带有红海两岸潮汐咸味、南洋诸岛椰林热风的各色货物和珍珠、宝石、香料种种珍品，宛如置身宝山。再往前去，便是侨民聚居之所，那缠着白色头巾，身着长袍，留着好看的小胡须的阿拉伯人，那皮肤被炎日晒成棕色，穿着传统纱笼的东南亚人。虽然和我们肤色不一，语言不同，但都在和我们友好地谈话、微笑。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那时还有许多中国人和阿拉拍人、东南亚人结合的家庭，又在我们之间增添了亲戚的情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一千年来中国和亚非人民在泉州彼此友好往来的全部记录。且不谈从古代的泉州进一步传播到海外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以及天文、历算等等，仅是宋元时期泉州输出的主要商品——绮丽如云的泉缎，色如碧玉的青瓷，大可广厦的船只，就获得了亚非朋友的喜爱，增进了彼此的友谊。绸缎在今天的英语中，是被称为“萨丁"(Satin)的，其实，那就是拉了文刺桐(Zajtun)的转音。这种绸缎曾经风行到今日的北非阿拉伯诸国和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

    十四世纪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巴都塔在他的《游记》中记叙了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送给印度王的五百匹绸缎中，有一百匹便是在泉州织造的。他还用如下的话形容泉州青瓷之好：……刺桐城所造的瓷器多转运出口到印度各国，有时还远销到我的故乡摩洛哥。这种瓷器实在是世界上最优良的。

    马可·波罗描述泉州所造的海船，更是绘形绘色。他写道：……在这甲板上，差不多的大船有六十个舱，每一个舱一个商人能很舒适地住在里面。他们有一个舵，四根桅，他们常常再加上两根桅。比较大一些的船，在船身里面也有十三个池子或舱房，是用坚固的木板，很紧的钉在一起。如此，若这船忽然发生漏洞……实在水不会由这舱流到那舱，有很好很坚固的木板把它们隔开……有少数这些船，需要有三百个水手，有的二百，也有一百五十的。

    我国的劳动人民把心爱的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的礼物送给朋友，我们也从朋友那里，接受许许多多珍贵的、文明的礼物。诸如越南的占城稻、埃及的棉花、印度的甘蔗、东南亚诸岛的烟草，以及亚热带的豆蔻、丁香、天仙子等等药物，还有阿拉伯的医学、回回的历法、天文和地理仪象，印度的宗教音乐，和许多保留至今，用双方共同的艺术语言雕琢的精美动人的伊斯兰教、景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的花岗岩浮雕……

    这种往来，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相互了解，丰富了我们共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同时，也使我们在心田里，播下友谊的种子，开放着千年不谢的友谊花朵。中国人民珍重友谊，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民族压迫，这种延续许多世纪的友好往来，后来曾经一度中断了。中国人民与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经历了同样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命运。今天，当我们亚非人民，又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主权、平等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重新聚集、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刺桐怀旧，不啻是一掬滋润心田的甘露，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那手臂自然增添着力量，挽得更紧，你说不是么?

(选自1961年8月20日《福建日报》)

[作者简介]宋祝平，河北雄县人，作家，著有散文集《访朝散记》、《乡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