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月17日（除夕）

    地点：一位政和打工者的“蜗居”

　　调查内容：农民工在异乡怎样过年2月17日下午5点，福州大名城公交车站。

    平时热闹异常的大街上一下子空寥起来，天空下起蒙蒙细雨，四周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衣袋里手机贺年短信“滴滴”响个不停，记者不禁有些急了：和杨扬约好去与政和来榕打工者一起吃年饭的，她不会爽约吧？2月16日晚，杨扬找到在大名城“好又多”超市打工的政和人王秀妹了解生活状况，当听说她准备一个人随便打发年夜饭时，她建议不妨一起过年。

    正等得焦急万分时，杨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当我们来到王秀妹上班地点时，她也准备下班了。王秀妹是政和县铁山东干村人，今年才22岁，中专毕业后在福州某电子厂上班，5个月下来，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就辞职到超市干。王秀妹原本想除夕那天下班后，随便煮点青菜火锅打发一下，“一个人在外头，过不过年有什么要紧？”于是，她在这以前就只买了点青菜。

    大家七手八脚地在超市买了些猪蹄、水饺、海带结、肉丸，不知谁提醒了一句，“过年了，还得买点酒”，于是，又买了两瓶酒。在买菜的时候，王秀妹童年的伙伴，也在这个城市某公司打工的王皓刚好联系上，他也赶过来大家一起过年。

    当我们七拐八弯地来到王秀妹的租房时，已近六点半。这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除了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基本上不能再容纳其他东西。

    大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借了房东一楼的客厅和桌子，将一顿火锅端上来。仅仅喝了两杯酒，王皓就微有醉意，他一个劲儿地拉住记者，“今儿有这么多人一起吃年夜饭，我真的很开心。来，我们再喝一杯，祝愿我们都有美好的明天。”

    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异乡的除夕，每一个人都把酒杯高高举起。

    2月26日，杨扬在政和乡下探访农民工后告诉记者，大部分农民工在正月初八左右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张顺兰已经到工厂上班了，而郑桃又回到了原先的那个织绣厂，“她说现在很不好找工作，先干着再说吧。”而王秀妹和王皓春节仅仅休息了一天，就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记者黄建林徐树才林侃 )

    记者手记

　  这个春节，是谁让我肃然起敬？

    “我所调查的农民工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令我震撼的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游走在迷惘与希望之间。”今年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采访杨扬，在闲聊中，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80后”的进城务工者应算“农民工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对土地已然没有了原本代代相传的归属感，他们依恋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已“习惯了大城市”，他们满怀希望；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城市里也找不到归属感，他们在为城市发展经济建设贡献巨大的同时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伴随艰辛而来的是迷茫、失落、惶惑。

    于是乎，他们左顾右盼，瞻前顾后。他们的这种心理状况与情绪，是杨扬最担心的，也是学者们最担心的，“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有非常大的社会隐患。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表达了如此忧虑。

    杨扬是“打心眼里不赞成农村的年轻人都抛下土地”，她在一份体会中这样写道：“2006年8月下旬，政和县政协组织了三个小组开展调研，课题是破解山区农民收入难问题，我是其中一个组的成员。一路上，我为我看到的每一个‘亮点’深感欣慰。在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样薄弱。但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那些亮点斑斑驳驳，正在艰难地生长着。”在杨扬看来，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工二代”是大有可为的。

    作为一个基层的政协委员，能以非凡的勇气直面如此社会难题，致力于底层关怀，是值得全社会尊重的。

    这是一份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在今年春节温暖而湿润的日子里，让人肃然起敬。 (记者黄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