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盗捞带来新威胁

    福建沿海水底文物盗捞为何如此猖獗？福建省考古队队长栗建安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海底文物丰富，台湾海峡是中国古代商船走向世界的要冲，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由于天气预报、航海技术的缺陷，往往一次台风就导致商船沉没，因此福建沿海沉船遗址较多；二是海底文物尤其是海底瓷器在文物黑市上价格很高，有的一件瓷器价格高达五六百万元，一夜暴富、一件瓷器暴富，愈发刺激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据了解，在历经２００５年“碗礁一号”引发的“盗捞文物热”后，盗捞团伙不仅具备了一定的文物鉴赏知识，也更新了一批先进的打捞设备，盗捞和交易手段日益升级。莆田市南日边防派出所所长林春凤说，在２００５年查获的非法打捞海底古瓷器案件中，盗捞者驾乘的只是木质小渔船，航速慢，机动性差，“水鬼”使用的也是极其简陋的潜水设备。而２００６年查获的几起同类案件中，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机船或高速摩托艇，潜水设备也换成了进口的先进潜海设备。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非法打捞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公司化趋向，盗捞者加大资金投入，结成暂时性的“股份公司”，潜水员利用潜水技术和设备入股，按股分红。典型的情况是，文物贩子的资金＋专业潜水员的技术＋本地渔民对海况的熟悉，就构成了一家“公司”。莆田公安边防人士介绍说，一家“公司”一般有２０人至３０人，莆田大概有十多家这样的“公司”。

    福州公安边防支队有关人士介绍，为逃避打击，盗捞团伙通常选择深夜从偏僻澳口出动，他们将文物打捞出来后，立即采取专船运送方式，人货分离、异地上岸，文物基本上由买家直接运走，整个过程中间环节少，时间非常短。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文物玩家”甚至直接在打捞现场进行鉴定，如果认定是比较珍贵的文物，马上用摩托艇转移。转移到岸上后，还使用数码相机对文物拍照，并通过互联网传到外地的文物买家手里。珍贵的文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销售出去，一种是直接在海上与台湾文物贩子交易，另一种是陆上交易，主要卖给香港、上海等地的文物贩子。

    非法打捞不仅掠走大批文物，而且手法野蛮、粗暴，严重破坏水下文物遗存。莆田市博物馆专家黄文格说，渔民缺少文物保护的意识，从打捞上来的文物看，很多瓷器在打捞中被破坏。

    ２００６年９月，莆田公安边防官兵在南日群岛东沙屿海域截获２艘平潭籍非法打捞船，在其中一艘船的机舱内竟查获大批炸药、雷管、导火线。据非法打捞者交代，如果打捞不顺利，他们就用炸药实施海底爆破，再用船吊机配上大型铁抓手沉入海底挖掘。

    “沉宝”保护难题待解

    栗建安介绍，为加大对中国海底文物保护的力度，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启动了为期５年的中国沿海海底文物遗存调查计划，目前已完成了广东、广西和福建沿海的调查，接着着手浙江沿海的调查，并向北一直向黄海海域推进。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嘉斌说，我国文物保护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水下保护公约，都提倡对海底文物进行原址保护，但鉴于盗捞造成水底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国家文物局近年也批准对一些重点区域的海底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所需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

    “目前我们水下文物主动发掘很少，几乎全是追着不法分子的盗捞进行，工作的状态就像是救火。”一位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记者说。

    “水下文物保护确实受一定因素的制约，首先文物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不利于定点看守；其次遗址是在水下，不可能长期在水下看守，这都给盗捞者留下了可乘之机。”赵嘉斌说：“为此，需要地方政府出台专门的保护措施，公安边防、文物部门加强协调，严厉打击私自盗掘或私自贩卖海底文物的行为，对盗捞文物的销售渠道严加遏制。”

    福州市公安边防支队在一份《关于开展沿海古沉船文物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当前海底文物保护存在多个难点：沿海一些群众对盗捞行为的违法性质认识不清，一些乡镇、村居组织的群众工作不到位，使得相关宣传工作收效甚微；目前防范和打击盗捞贩卖走私古沉船文物主要依靠公安边防部门，难以形成合力；古沉船海域复杂，夜间执勤安全系数低；公安边防部门警力不足，海上执法装备落后，无法有效保证巡查等。

    有关文物保护专家认为，加强海底文物保护要加大投入，地方政府应拨出专项经费；要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对盗捞和私贩文物行为依法惩处，该判就判，体现威慑力；同时文物管理部门应尽快确定重点区域，以利于重点巡逻和保护。

    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柯凤梅说，保护海底文物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和地方都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针对性措施。

    据了解，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福州市成立了保护海底文物领导小组，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并拨出专款１００多万元用于海底文物保护。今年１１月初，福州市又出台了《福州海域水下文物保护若干规定》，对海底文物保护作出详细规定。